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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14-Oct-08, 5:40 PM | Diary | (2994 Reads)

緣起:為文化現場月刊寫了一篇關於新左派的文章,一為神功,二為弟子,文章也涉及個人成長經驗。

其實香港沒有新左派,只有夾在傳統左派與右派中間的第三種流派,但香港的右派,也同時是左派,讓誰左誰右,已無意義。

這期文化現場已經出版,請捧場支持。

文中有一錯處:十月一日為左派共產黨國慶,十月十日為右派國民黨國慶。病中寫作,見諒。

文化現場──專題──新左派 

香港沒有新左派

 

前言:

向左轉?向右轉?眾所周知,行走江湖,在香港的政治社會文化歷史中,要為「什麼是左派」定位,非常困難。

左派、傳統左派、土共、新左派、建制派、保守派、親中、右派、傳統右派、親台(親綠營、親藍營),新保守派、親英、反對派、民主派、泛民、泛民的右翼、泛民的左翼…..沒完沒了。

不過,其中最有趣的問題是:香港有沒有新左派?

新左(New Left曾經是西方學術界的「顯學」,與其說是一種激進主義式學術流派,不如說是對社會文化轉變的一種思潮回應。稱之為派,還表示是一種有組織性的社會行動。

新左不等如新左派,那麼,香港有沒有新左派呢?

是借來的時間,借來的空間。

小時候,我住在長沙灣的公共屋邨,每年十月有兩個國慶,區內所有的公共屋邨,便張燈結綵,旗海飄揚。長輩不喜歡談論這些節日與慶祝活動的意義。在孩童詞彙中,一日的是國民黨,右派;十日的是共產黨,左派。不談論,卻去慶祝,便是政治冷感,但不是全然冷凍。

那時剛經歷六七年城市游擊戰式的左派暴動,連續十年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狂亂,左派(或今天的土共)一詞,在土製炸彈的硝煙與浴血中,是貶詞,但這是那一代孩子政治通識的第一課。

 

小題:一切從落區開始

 

我升讀的中學是一所開明的天主教中學,容許我們自由參加課外活動。我選擇了話劇,參加了剛成立的校協戲劇社活動,跟高班同學如古天農、凌嘉勤、王冠成「搞話劇」,在大角咀、大坑東演出今天視為「三毫子一紥」的公民教育──如清潔香港的公民責任──的社區教育劇,但在當時保守的社會氣氛中,中學生自發「落區」推動公民教育,是激進新生社會事物。

「落區」行動不只是搞補習班、做家訪調查,辦天才表演般簡單,更刻印著精英主義,卻是青少年「參與社會」的重要推動力,找尋社會矛盾的結制點,似乎亦為香港「新左派」的出現鋪路。

除此之外,我又去剛成立不久的社區組織協會幫手,搞過幾次反對房屋政策的話劇演出。其實,整個場境很具諷刺色彩,我們只是來自收入較穩定的富裕工人階級,還要通過教育來向上爬,改變階級屬性,並非甚麼社會精英,我們的階級成份始終沒有改變,但香港新左派就是靠著這些「微差異」而發展。

落區另一個後果是人脈「串連」。

當時,天主教教會雖然保守,但個別神父修女卻把當時流行的「解放神學」與「新左基督教信仰」帶來香港,令個別堂區、修院成為「搞群眾活動」的「基地」,大大地強化了香港新左派的地區資源。

在具政治色彩的宗教課外活動中,遇到張炳良、何芝君等「年青導師」,其中又通過一個叫「文化行動組」的聯校組織,接觸當紅得不得了的文化批判(或抗衡文化)理論。

在我的中學時代,是國粹派學生主導大學校園的歲月,閱讀毛澤東的作品,由《毛澤東選集》到《毛語錄》,是激進學生的時尚──當然,要冒被踢出校的風險。我的書包內也有一本《毛語錄》,但很少讀。該小紅書後來失蹤了,我懷疑是擔心我惹禍的母親丟掉。

 

小題:讀書是為武裝自己

 

進入大學前,我參加了金禧事件,算是當時一件大事。

因為理財問題,原屬天主教教會的金禧中學師,連續兩年生發起大規模的罷課抗議。那時,我剛考完A Level,從試場出來,沒有拖拍,不想去看電影,便渡海去中環堅道看看金禧師生,在港督府門前遇上遊行隊伍的主隊,天主教大專聯會的學長陳運傑叫我插隊,新場景的幔幕徐徐拉開。

我負責組織中學生,把凌散而好奇的中學生組織起來。那並非容易,有同學因此被趕出校,但我們還是聯繫了五十名來自不同學校的學生。

金禧事件的重要性,是讓當時的非左派的政治力量串連起來。

在那個漫長的暑假中,我們最先要交手的,竟是跟托派滲透過來的同學,來「交手」的包括吳仲賢。論識見與辯才,我當然無法跟煙不離手的吳火拼,但還是頂硬上。

那時,我們以太子道的天主教大專聯會為基地,常舉辦「香港殖民地往何處去」、「解放神學入門」之類的講座。題目並不重要,有機會讓大家噴口水,才最重要。期間,還跟史文鴻學習如何從新馬克主義角度認識舊約《聖經》。

到了後四人幚時代,毛派理論對概念亂飛的辯論會的戰鬥值很低,要應付托派的挑戰,又不想淪為史太林主義者,便只能向當時的美國與歐洲新左理論靠攏,但哪裡找尋資料呢?逛書局、圖書館不是辦法,參加講座其實也屬瞎子模象。人脈才是最有效的「知識來源」。

在金禧事件中,我認識了很多人,有呂大樂、史文鴻、羅澍基、吳仲賢、劉山青莫昭如、黃錦輝、黎則奮、梁泰康、司徒華、石鏡泉、馬國明,夏詠媛、余仲賢、杜成、尹瑞麟、張文光還有許多一時記不起名字的朋友等等。

七十年代末,在激進學生的次文化中,入不入大學,竟也曾是Agenda之一。我選擇讀大學,因為如果放棄,一時間想不到還有什麼好做。這或許是精英主義的風涼話,當時進入大學的門檻很窄。

進入香港大學後,我參加學生會中央的工作,繼續「狹縫中的鬥爭」,處理如何給金禧事件善後,要在非左即右的香港政治文化,找尋「第三條出路」。

那時是後國粹派時代,學生會中央的政治氣氛日淡,像社區中心,但支持的同學仍多,屬會活動更多,大家都忙於處理桌面上的撥款申請與會議文件,其他院校亦一樣。

 

小題:誰是社會派?

 

探研理論的工作,則交由學生報紙負責,那時主理港大《學苑》的同學赫赫有名,有吳俊雄、曾嘉燕、陳寶瓊和後來的呂大樂與張國昌。在之前提過的文化行動組中,我已認識吳與呂,對前者印象不深,在落區時呂的白恤衫、藍褲加牛津眼鏡,則發夢都記得。《學苑》的人大多不抽煙,也不蓄長髮。呂大樂演講很有魅力,反而匿稱叫肥仔的吳則是個「長文高手」,由符號學、結構主義,到福柯、法蘭克福學派,對後學運時代的社會派與新馬克思主義,影響深遠。當時來幫手的同學,還有鍾庭耀、應耀康、蕭敏華(剛參加今屆立法會選舉)等。

我也有參加《學苑》的工作,為了要掌握編輯製作技巧,晚上還去大一設計學院,上過一陣子美術設計課,學習顛覆美術傳統的新設計學。有空的時候,會在學生會餐廳,和已畢業的Q仔(黎則奮)、曾澍基(當時是社會派的明星,其中談宏觀經濟的長波理論尤為利害)和年青講師楊森打牙骹,偶爾還見到邵國華、小明雄(吳小明)、岑建動和于品海,討論西方思潮。

當時,最紅的雜誌不是《70年代》,而是陳冠中、丘世文等辦、充滿小資情懷的《城市號外雜誌》──又稱為「早期號外」,是一本典型新左派的思潮式刊物。「雜誌」文化一直在新左派文化中,扮演很重要的角色,如串連基地。我沒有參與「早期號外」,卻去幫手另一新左陣營出版的定位更激進的《文化新潮》,因而認識了杜耀明、張嘉龍(偉傑)、畢浩明、葉積奇、魯凡之等多個如談香港新左派,不能不提的名字。

《文潮》不為讀者定位,卻為作者定性,自稱是「新文化人」的雜誌,口號是「害怕也沒用,新文化人來了」。《文潮》不是光喊喊口號,多年後仍有叔父輩級的文化人提起,仍咬牙切齒,破口大罵。

注意:是「新文化人」,不是「新左派」。

時間如廁所沖水,八十年代嘩啦嘩啦登場,隨著基礎經濟繁榮,社會上層建築亦轉變。香港新政治地圖由二維轉入三維,不再是「非左即右+港英政府在中間」的格局。

 

小題:進入八十年代

 

這些或許只屬「阿甘正傳式」的個人回憶。

轉入八十年代,從七十年代社會運動中成長的年青人,陸續進入社會,由舊式的革命浪漫主義的桎梏中走出來,開始新的鬥爭與實踐。大學同學組織了滙點、港同盟等新政治團體,後又合拼為民主黨,再之後是民主派、泛民,但都屬互不扣連的政治標籤。《號外》轉型成為消費雜誌,《文潮》嘗試復刊,但不成功。除了學術研究與營商外,許多人進入傳媒工作,趕上時代的列車。

香港進入「富裕社會」的時代,管理型社會中的中產階級崛興,主導的政治意識型態是新保守主義──追求一個公平穩定、開放富裕的現代社會。許多從外國大學畢業回來的學生,在理論取向上,遠比本地大學生更加激進與進取。

辦雜誌報紙要求逾來逾昂貴與專業,仝人雜誌失去生存空間,成為比從前更小眾的活動。搞書局也曾經是「出路」(其實也不過是想找尋聚腳點)。我去一些仝人書局幫過手,其中「工作」是非法翻印張愛玲的作品,那時張愛玲還是倉底貨,未被「翻叮」,認識的人很少。

香港從來只有新左派式議題,沒有真正出現過符合嚴格定義的新左派,或新左運動。只有思想左傾的年青知識份子,卻沒有有組織性的學術派系活動,只有蜻蜓點水的課外活動,或支離破碎的學術研究,大多只是個人的努力奮鬥與曝光。

其實,在七十年代,香港前途未明,年青知識份子的政治議題只有一項:反資(資本主義)反殖(殖民地主義)。當然,在單調的政治議題之外,卻是天馬行空想象力豐富的世界。

八十年代以後的社會政治議題日趨複雜,港英政府「結束」傳統殖民地統治,香港前途問題進入現實政治議題,本土意識勃興,社會福利增加,激進社工不再是稀有動物,工業北移,把原來的工人階級「趕出」勞動市場。香港天主教教會「原來咁激進」逐漸不再是新聞。香港進入所謂「過渡期社會」與「新/後殖民地時代」,面對這一大堆問題,原來的革命浪漫主義「不敷應用」,香港需要新的政治理論、人脈組織、行動綱領,不是虛擬的革命歷史分析與偶像崇拜。

有人因此說:如果七十年代是理想主義的年代,那麼八十年代便屬於現實或實用主義的年代。

 

小題:只是美麗的誤會

 

今天,有人以為當年校園中,以讀社會科學的學生為主的社會派,就是新左派的雛型,其實是美麗的誤會。

社會派只是為方便討論的代號而已,嚴格來說,只是在校園或社會運動中,擅用社會科學理論發言的反對派而已,社會派是否有資格自成一派,一直被質疑,更遑論新左派。

所以,如有批評認為在七十年代末出現的香港新左派,沒有好好地給以後的輩代(如「投身」保衛天星與皇后碼頭的年青人)交棒,既是假問題與假答案,因為,我們在質詢一個根本未曾出現過、「非歷史」的社會團體。既然如此,我們也無法分辨新左派的社會共同屬性與邊緣性,例如它的階級性,與舊左派、建制派與傳統工會有何關係。

在過去四分一世紀,香港的學術界,沒有可供圈點的顯赫學派,沒聽聞有過甚麼香港學派,牙擦擦不難,要建立學派則談何容易。

輩代之間的政治分歧與意識型態對抗,其實非常正常,何必大驚小怪。香港也沒有Political Mentorship之顂的師徒文化,學院中的師徒關係也不多見火花。

八十年代最大的政治事件,必然是1989年六四事件,它跟金禧事件一樣,調整社會政治能量的分布形態,產生整合與串連效應,但新左派已是過時的議題,套不進現實政治光譜之中,左派不是站在左邊,新左派無新的意味,便沒有再提的價值。

 

尋找新左派芳蹤──外章

 

不過,要尋找香港新左派的芳踪,只在校園中找尋,難免緣木求魚。七十年代除了仝人雜誌文化、社區抗爭與學生運動外,還有一種新生事物,就是壓力團體(有別於街坊會、商社或行業公會等)熱,而一種專門針對政府施政與公共政策的民間團體,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先行者,是精英味道甚濃的香港觀察社。

其時英文報刊《南華早報》因「接近政府」擁有中文報刊無法享受的優勢,在《南早》發表讀者來信,往往能獲得有關政府官員的迅速回應。香港觀察社便是能把文章交由《南早》刊登的論政團體,它的成員有年青專業人士和學者,知名者如吳靄儀、關信基等。

香港觀察社的知識份子型壓力團體,當然並非甚麼新發明,但它對八十年及以外的本地壓力團體文化,不無影響。例如在八十年代中,由四十名本地環保人士、文化人、傳媒工作者與學者聯名發起的新型環保團體(綠色生活團體)綠色力量,某個程度上便相當契合新左派組織文化,發起者除我之外,更有周兆祥、陳冠中、榮念曾、溫石麟、劉慧卿、梁燕城、許漢周、畢浩明等。

綠色力量後來發起有機農場綠田園,為香港以後同類活動,提供了成功參考架構。綠色力量後來改組,有部份成員移民,有部成員另組綠色生活團體「香港素食學會」(後再辦Club O),綠色力量則仍是具影響力的本地環保壓力團體。

這些應是最近似新左派的本地組織例子之一。


[6]

發哥,

喜見你這篇鴻文,有這等精力,看來快出院了.但還要多多休息為重.拜讀這篇文章,多謝你使我知道當年運動歷史(因那段時候在外讀書),我會買本看看.多多保重.


[引用] | 作者 醜奴兒 | 15-Oct-08 12:30 PM | [舉報垃圾留言]

[5]

Dear Mr. Chiu,
Still pray for you every night.
May God bless you! :)


[引用] | 作者 vitasoy | 15-Oct-08 9:57 AM | [舉報垃圾留言]

[4]

不好意思。

前言中說:「在孩童詞彙中,一日的是國民黨,右派;十日的是共產黨,左派。」

是否我誤會了文意?還是小朋友說錯了?

十月一日應是中共國慶,十月十日才是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國慶。


[引用] | 作者 readandeat | 15-Oct-08 1:52 AM | [舉報垃圾留言]

[3]

發哥:順便一提,區蕙蓮上周已上我的節目介紹《文化現場》,如果你都來一定很開心,等你出院總有機會。祝好。


[引用] | 作者 elaine明儀 | 14-Oct-08 10:51 PM | [舉報垃圾留言]

[2] 祝一切安好

我是你在明報星期日生活談飲食專欄的粉絲,亦是文化現場的捧場客.近日從陳惜姿的專欄中知道你的病情轉壞,有點唏噓.查看你的第一篇日誌,說是要給你親友了解你如何爭扎求存地生活.差不多三年了,身心那麼痛苦,卻依然竭盡你僅餘的微弱體力,為他人作福祉.衷心感謝你並祝一切安好.


[引用] | 作者 一讀者 | 14-Oct-08 9:54 PM | [舉報垃圾留言]

[1]

hello,晚安,nice to meet you

不來梅
[引用] | 作者 不來梅 | 14-Oct-08 6:15 PM | [舉報垃圾留言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