緣起：為文化現場月刊寫了一篇關於新左派的文章，一為神功，二為弟子，文章也涉及個人成長經驗。

其實香港沒有新左派，只有夾在傳統左派與右派中間的第三種流派，但香港的右派，也同時是左派，讓誰左誰右，已無意義。

這期文化現場已經出版，請捧場支持。

文中有一錯處：十月一日為左派共產黨國慶，十月十日為右派國民黨國慶。病中寫作，見諒。

香港沒有新左派

前言：

向左轉？向右轉？眾所周知，行走江湖，在香港的政治社會文化歷史中，要為「什麼是左派」定位，非常困難。

左派、傳統左派、土共、新左派、建制派、保守派、親中、右派、傳統右派、親台（親綠營、親藍營），新保守派、親英、反對派、民主派、泛民、泛民的右翼、泛民的左翼…..沒完沒了。

不過，其中最有趣的問題是：香港有沒有新左派？

新左不等如新左派，那麼，香港有沒有新左派呢？

是借來的時間，借來的空間。

小時候，我住在長沙灣的公共屋邨，每年十月有兩個國慶，區內所有的公共屋邨，便張燈結綵，旗海飄揚。長輩不喜歡談論這些節日與慶祝活動的意義。在孩童詞彙中，一日的是國民黨，右派；十日的是共產黨，左派。不談論，卻去慶祝，便是政治冷感，但不是全然冷凍。

那時剛經歷六七年城市游擊戰式的左派暴動，連續十年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狂亂，左派（或今天的土共）一詞，在土製炸彈的硝煙與浴血中，是貶詞，但這是那一代孩子政治通識的第一課。

小題：一切從落區開始

我升讀的中學是一所開明的天主教中學，容許我們自由參加課外活動。我選擇了話劇，參加了剛成立的校協戲劇社活動，跟高班同學如古天農、凌嘉勤、王冠成「搞話劇」，在大角咀、大坑東演出今天視為「三毫子一紥」的公民教育──如清潔香港的公民責任──的社區教育劇，但在當時保守的社會氣氛中，中學生自發「落區」推動公民教育，是激進新生社會事物。

「落區」行動不只是搞補習班、做家訪調查，辦天才表演般簡單，更刻印著精英主義，卻是青少年「參與社會」的重要推動力，找尋社會矛盾的結制點，似乎亦為香港「新左派」的出現鋪路。

除此之外，我又去剛成立不久的社區組織協會幫手，搞過幾次反對房屋政策的話劇演出。其實，整個場境很具諷刺色彩，我們只是來自收入較穩定的富裕工人階級，還要通過教育來向上爬，改變階級屬性，並非甚麼社會精英，我們的階級成份始終沒有改變，但香港新左派就是靠著這些「微差異」而發展。

落區另一個後果是人脈「串連」。

當時，天主教教會雖然保守，但個別神父修女卻把當時流行的「解放神學」與「新左基督教信仰」帶來香港，令個別堂區、修院成為「搞群眾活動」的「基地」，大大地強化了香港新左派的地區資源。

在具政治色彩的宗教課外活動中，遇到張炳良、何芝君等「年青導師」，其中又通過一個叫「文化行動組」的聯校組織，接觸當紅得不得了的文化批判（或抗衡文化）理論。

在我的中學時代，是國粹派學生主導大學校園的歲月，閱讀毛澤東的作品，由《毛澤東選集》到《毛語錄》，是激進學生的時尚──當然，要冒被踢出校的風險。我的書包內也有一本《毛語錄》，但很少讀。該小紅書後來失蹤了，我懷疑是擔心我惹禍的母親丟掉。

小題：讀書是為武裝自己

進入大學前，我參加了金禧事件，算是當時一件大事。

因為理財問題，原屬天主教教會的金禧中學師，連續兩年生發起大規模的罷課抗議。那時，我剛考完A Level，從試場出來，沒有拖拍，不想去看電影，便渡海去中環堅道看看金禧師生，在港督府門前遇上遊行隊伍的主隊，天主教大專聯會的學長陳運傑叫我插隊，新場景的幔幕徐徐拉開。

我負責組織中學生，把凌散而好奇的中學生組織起來。那並非容易，有同學因此被趕出校，但我們還是聯繫了五十名來自不同學校的學生。

金禧事件的重要性，是讓當時的非左派的政治力量串連起來。

在那個漫長的暑假中，我們最先要交手的，竟是跟托派滲透過來的同學，來「交手」的包括吳仲賢。論識見與辯才，我當然無法跟煙不離手的吳火拼，但還是頂硬上。

那時，我們以太子道的天主教大專聯會為基地，常舉辦「香港殖民地往何處去」、「解放神學入門」之類的講座。題目並不重要，有機會讓大家噴口水，才最重要。期間，還跟史文鴻學習如何從新馬克主義角度認識舊約《聖經》。

到了後四人幚時代，毛派理論對概念亂飛的辯論會的戰鬥值很低，要應付托派的挑戰，又不想淪為史太林主義者，便只能向當時的美國與歐洲新左理論靠攏，但哪裡找尋資料呢？逛書局、圖書館不是辦法，參加講座其實也屬瞎子模象。人脈才是最有效的「知識來源」。

在金禧事件中，我認識了很多人，有呂大樂、史文鴻、羅澍基、吳仲賢、劉山青莫昭如、黃錦輝、黎則奮、梁泰康、司徒華、石鏡泉、馬國明，夏詠媛、余仲賢、杜成、尹瑞麟、張文光還有許多一時記不起名字的朋友等等。

七十年代末，在激進學生的次文化中，入不入大學，竟也曾是Agenda之一。我選擇讀大學，因為如果放棄，一時間想不到還有什麼好做。這或許是精英主義的風涼話，當時進入大學的門檻很窄。

進入香港大學後，我參加學生會中央的工作，繼續「狹縫中的鬥爭」，處理如何給金禧事件善後，要在非左即右的香港政治文化，找尋「第三條出路」。

那時是後國粹派時代，學生會中央的政治氣氛日淡，像社區中心，但支持的同學仍多，屬會活動更多，大家都忙於處理桌面上的撥款申請與會議文件，其他院校亦一樣。

小題：誰是社會派？

探研理論的工作，則交由學生報紙負責，那時主理港大《學苑》的同學赫赫有名，有吳俊雄、曾嘉燕、陳寶瓊和後來的呂大樂與張國昌。在之前提過的文化行動組中，我已認識吳與呂，對前者印象不深，在落區時呂的白恤衫、藍褲加牛津眼鏡，則發夢都記得。《學苑》的人大多不抽煙，也不蓄長髮。呂大樂演講很有魅力，反而匿稱叫肥仔的吳則是個「長文高手」，由符號學、結構主義，到福柯、法蘭克福學派，對後學運時代的社會派與新馬克思主義，影響深遠。當時來幫手的同學，還有鍾庭耀、應耀康、蕭敏華（剛參加今屆立法會選舉）等。

我也有參加《學苑》的工作，為了要掌握編輯製作技巧，晚上還去大一設計學院，上過一陣子美術設計課，學習顛覆美術傳統的新設計學。有空的時候，會在學生會餐廳，和已畢業的Q仔（黎則奮）、曾澍基（當時是社會派的明星，其中談宏觀經濟的長波理論尤為利害）和年青講師楊森打牙骹，偶爾還見到邵國華、小明雄（吳小明）、岑建動和于品海，討論西方思潮。

當時，最紅的雜誌不是《70年代》，而是陳冠中、丘世文等辦、充滿小資情懷的《城市號外雜誌》──又稱為「早期號外」，是一本典型新左派的思潮式刊物。「雜誌」文化一直在新左派文化中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，如串連基地。我沒有參與「早期號外」，卻去幫手另一新左陣營出版的定位更激進的《文化新潮》，因而認識了，杜耀明、張嘉龍（偉傑）、畢浩明、葉積奇、魯凡之等多個如談香港新左派，不能不提的名字。

《文潮》不為讀者定位，卻為作者定性，自稱是「新文化人」的雜誌，口號是「害怕也沒用，新文化人來了」。《文潮》不是光喊喊口號，多年後仍有叔父輩級的文化人提起，仍咬牙切齒，破口大罵。

注意：是「新文化人」，不是「新左派」。

時間如廁所沖水，八十年代嘩啦嘩啦登場，隨著基礎經濟繁榮，社會上層建築亦轉變。香港新政治地圖由二維轉入三維，不再是「非左即右＋港英政府在中間」的格局。

小題：進入八十年代

這些或許只屬「阿甘正傳式」的個人回憶。

轉入八十年代，從七十年代社會運動中成長的年青人，陸續進入社會，由舊式的革命浪漫主義的桎梏中走出來，開始新的鬥爭與實踐。大學同學組織了滙點、港同盟等新政治團體，後又合拼為民主黨，再之後是民主派、泛民，但都屬互不扣連的政治標籤。《號外》轉型成為消費雜誌，《文潮》嘗試復刊，但不成功。除了學術研究與營商外，許多人進入傳媒工作，趕上時代的列車。

香港進入「富裕社會」的時代，管理型社會中的中產階級崛興，主導的政治意識型態是新保守主義──追求一個公平穩定、開放富裕的現代社會。許多從外國大學畢業回來的學生，在理論取向上，遠比本地大學生更加激進與進取。

辦雜誌報紙要求逾來逾昂貴與專業，仝人雜誌失去生存空間，成為比從前更小眾的活動。搞書局也曾經是「出路」（其實也不過是想找尋聚腳點）。我去一些仝人書局幫過手，其中「工作」是非法翻印張愛玲的作品，那時張愛玲還是倉底貨，未被「翻叮」，認識的人很少。

香港從來只有新左派式議題，沒有真正出現過符合嚴格定義的新左派，或新左運動。只有思想左傾的年青知識份子，卻沒有有組織性的學術派系活動，只有蜻蜓點水的課外活動，或支離破碎的學術研究，大多只是個人的努力奮鬥與曝光。

其實，在七十年代，香港前途未明，年青知識份子的政治議題只有一項：反資（資本主義）反殖（殖民地主義）。當然，在單調的政治議題之外，卻是天馬行空想象力豐富的世界。

八十年代以後的社會政治議題日趨複雜，港英政府「結束」傳統殖民地統治，香港前途問題進入現實政治議題，本土意識勃興，社會福利增加，激進社工不再是稀有動物，工業北移，把原來的工人階級「趕出」勞動市場。香港天主教教會「原來咁激進」逐漸不再是新聞。香港進入所謂「過渡期社會」與「新／後殖民地時代」，面對這一大堆問題，原來的革命浪漫主義「不敷應用」，香港需要新的政治理論、人脈組織、行動綱領，不是虛擬的革命歷史分析與偶像崇拜。

有人因此說：如果七十年代是理想主義的年代，那麼八十年代便屬於現實或實用主義的年代。

小題：只是美麗的誤會

今天，有人以為當年校園中，以讀社會科學的學生為主的社會派，就是新左派的雛型，其實是美麗的誤會。

社會派只是為方便討論的代號而已，嚴格來說，只是在校園或社會運動中，擅用社會科學理論發言的反對派而已，社會派是否有資格自成一派，一直被質疑，更遑論新左派。

所以，如有批評認為在七十年代末出現的香港新左派，沒有好好地給以後的輩代（如「投身」保衛天星與皇后碼頭的年青人）交棒，既是假問題與假答案，因為，我們在質詢一個根本未曾出現過、「非歷史」的社會團體。既然如此，我們也無法分辨新左派的社會共同屬性與邊緣性，例如它的階級性，與舊左派、建制派與傳統工會有何關係。

在過去四分一世紀，香港的學術界，沒有可供圈點的顯赫學派，沒聽聞有過甚麼香港學派，牙擦擦不難，要建立學派則談何容易。

輩代之間的政治分歧與意識型態對抗，其實非常正常，何必大驚小怪。香港也沒有Political Mentorship之顂的師徒文化，學院中的師徒關係也不多見火花。

八十年代最大的政治事件，必然是1989年六四事件，它跟金禧事件一樣，調整社會政治能量的分布形態，產生整合與串連效應，但新左派已是過時的議題，套不進現實政治光譜之中，左派不是站在左邊，新左派無新的意味，便沒有再提的價值。

尋找新左派芳蹤──外章

不過，要尋找香港新左派的芳踪，只在校園中找尋，難免緣木求魚。七十年代除了仝人雜誌文化、社區抗爭與學生運動外，還有一種新生事物，就是壓力團體（有別於街坊會、商社或行業公會等）熱，而一種專門針對政府施政與公共政策的民間團體，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先行者，是精英味道甚濃的香港觀察社。

其時英文報刊《南華早報》因「接近政府」擁有中文報刊無法享受的優勢，在《南早》發表讀者來信，往往能獲得有關政府官員的迅速回應。香港觀察社便是能把文章交由《南早》刊登的論政團體，它的成員有年青專業人士和學者，知名者如吳靄儀、關信基等。

香港觀察社的知識份子型壓力團體，當然並非甚麼新發明，但它對八十年及以外的本地壓力團體文化，不無影響。例如在八十年代中，由四十名本地環保人士、文化人、傳媒工作者與學者聯名發起的新型環保團體（綠色生活團體）綠色力量，某個程度上便相當契合新左派組織文化，發起者除我之外，更有周兆祥、陳冠中、榮念曾、溫石麟、劉慧卿、梁燕城、許漢周、畢浩明等。

綠色力量後來發起有機農場綠田園，為香港以後同類活動，提供了成功參考架構。綠色力量後來改組，有部份成員移民，有部成員另組綠色生活團體「香港素食學會」（後再辦Club O），綠色力量則仍是具影響力的本地環保壓力團體。

這些應是最近似新左派的本地組織例子之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