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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31-Mar-08, 6:07 PM | Works | (932 Reads)

青春的神秘院落(三-續完)

五、秋日

[派系鬥爭──七十年代香港學生運動嘖嘖稱的,要算那一套術語諸多,又高度簡化的派系分析。

三大派系中,以「國粹派」最富戲劇性,「社會派」則最富現代左翼佑識分子色彩,此外,以「民主自由派」最易被消化。

今天,少有人再有興趣提起這些分析,那曾被稱為火紅年代的校園文化,早己像失落於熱帶叢林中的遠古文明一般。] 

T說:「同學LN另一個C、兩個S和三個F,還有你,都可以被歸類為『最後一代社會派』」。」

這點令我大惑不解。

為什麼不是MRXLN,怎會是另一個C,而不是第三個C

我反問T:「你的社會派定義是什麼?」

在漫長的暑假日子,宿舍「屈蛇」生活最教人愜意的莫如:呷着啤酒,剝着花生,偶爾抽點煙,幾個光着上身,僅穿波褲的室友,挑燈漫話,閒話校園見聞、家國大事與人生道理。

牆腳兩大餅斑馬牌蚊香,靜啞地點燃着,薰得牆角暗黃了一大片。

T是有備而來的。說:「根據仲文(筆名)所撰《三年來的學生運動》所載:社會派起源約於七三、七四年間,是一個人數很少,組織非常散渙的派系。這派的同學有一共通點,包括了主要採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,基上否定資本主義制度,而對中國雖然有着分歧的看法,但大多同意一個『官僚層』的存在,對官僚層採取批判的態度,不過要強調的是不能把他們跟托派混淆,社會派久缺了一套統一的革命觀和行動綱領。」

仲文的文章收錄在香港大學學生會於一九七八年四月出版的《香港學生葷動──回顧及檢討》一書中,是學運歷史中的經典文獻。

「社會派同學一般較熱衷理論研究,這與他們多來自社會科學學院與文學院有關。他們不喜歡組織工作,所以在煽動普通同學的能力上,無法跟人數眾多的粹派抗衡。」S說。

「對你的觀點,我不完全反對,但對社會派的出現,應理解為個別同學對國粹派的反動。真正的戰線,其實一直只存在於國粹派與自由民主派之間。」T半帶反駁地說。

「到了八○年的今天,校園氣氛根本不能跟三、四年相提並論,當前的問題已淪落至究竟客觀上還有沒有學生運動這點上,過去的派系分析,早已不合時宜。」我灌了一口啤酒後說。

宿舍其實是禁酒的,只是在暑假內寛鬆了。

這時一隻棕黑色的大飛蛾,撲進房來,圍着只有一百火的燈泡亂撞亂飛。

我不大喜歡「最後一代社會派」這個標籤,真惱人。

儘管我參加過許多學生會中央的活動,但仍舊予人態度欠缺嚴肅認真的感覺。

就像第一年初入學時,我沒有參加學生會中央政治色彩甚濃的迎新營,只是去了屬會以遊戲為主的迎新活動。

初次踏足規模遠較中學不知大了多少倍的大學校園之際,我對如何安置「忠誠」的對象,霎時間,有點無依失怙。

在普通同學眼中,大學生活應該是浪漫的。

那一趟,最令我開心回味的,還是跟一個在迎新營中初邂逅的女同學,在烏溪沙海邊泛舟。

吐露港還未填海,初秋下午燠熱的陽光,拂人的海風,吹拭着我們身上單薄的衣衫,我們正值青春少艾的年頭。

女同學身材瘦平,肌膚白晢,及肩的頭髮襯托着娟秀的臉龐,饒有氣質。

令人迷醉的不僅是馬鞍山青葱的草木,還有那份剛被香港最高學府取錄的心情,這種成功感覺,把在公共屋邨長大的少年,重新包裝修整。

幾年來猶如噩夢的沉重考試壓力,一下子煙消雲散。身畔一切,忽然非常完美。

此刻,我享受着有生以來第一次的成就感,青春的氣息源源無盡,在身體每個細胞蹦跳着。

或許,是年少無知的表現。 

六、禁欲

[戀愛禁忌──僅是相隔十餘二年,若把幾代大學生互相比較,最大的分別,莫如對求學時期戀愛的基本態度。

七十年代的學生運動帶有某種清教徒禁欲主義色彩,革命或學運情懷把個人感情淨煉純化。

戀愛的活動有時更被批評為小布布爾喬亞享樂主義,這對今天非常開放的一代,以前的年青學生簡直不可理喻。]

T說:「香港學生運動的起源與發展,應跟戰後一代性壓抑有關。你們不覺得十年來的學生運動有強烈的清教徒傾向?革命愛國簡直已是一種宗教修行,跟原來追求自由解放的精神,自相矛盾。」

「你的論調流於新弗洛依德學派的泛性主義,學運的出現有其一定的政治經濟原因。」S提出異議。

「難道你不覺得有問題嗎?一個擠了一千幾百個年齡接近的年男女的地方,但公開墮入情網的人數不是太少了嗎?當然,你可以說女同學──或漂亮的女同學太少,使校園內男女比例嚴重失衡。總之,校園中充滿了性壓抑。」

「聖若翰書院(St John’s College,港大一所男女混合宿舍)不是有傳聞說男同學跟女朋友或女同學在房中相好,給人撞破好事嗎?同學私下做什麼,你又知道多少?」

「這只是傳聞,穿鑿居多,更有說某男教授跟女學生在辦公室內擁吻,差點弄出醜聞,但全部都無法證實,跟校園鬼故一樣,沒有證據你敢說不是誇張虛構?」T反駁。

「性壓抑製造了苦悶,的確為校園生活帶來了不健康的偏差。」S似乎想妥協。

「一般大學生較市民大眾保守,這沒有人反對,但禁欲一詞含有貶意,或許稱為年青知識份子的矜持,較適合吧!」T好像想為今晚的話題作個總結。

我則始終有一點不明白:「Well,你們說七十年代學生運動跟性壓抑有關,但為何在今天的『後學運時代』中,校園還充斥著形形色色的苦悶?」

不過是為了找尋下台的階梯,便把事情說得異常複雜。

八○年的港大校園,由於擴建工程,新建大廈又未竣工,地盤圍板處處,使本來早已擠迫不堪的校園更形侷促。

醜陋的木板上,貼滿了層層疊疊的新舊活動宣傳海報。

有學生埋怨過:「在這種環境下,連正常學業也受影響,你叫我如何能邀進、如何能浪漫起來?」

當然,學生激進政治意識形態終結,並不等如性解放運動會接踵登場。

成長的迷宮只是一下子失去方向座標,苦悶舖天蓋地般向四周擴散。 

X    X    X

那是個陰天細雨的無聊周末下午,我獨自在圖書館中看書,暑假中的圖書館冷冷清清,讀着基斯杜化那殊(Christopher Lash)的《自戀的文化》(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),坐在我不遠處有一個活躍參與文學獎活動的女孩。

她令我不安,因為她塗的香水太霸道濃烈,而我──不幸的──對某些香水患有敏感症。

終終,我忍受不住,正想起身離去,才發現她原來在書枱上呼呼入睡了。

她慵懶的睡姿很誘人,乳房的曲線隨著呼吸起伏。

不知從那裡來的感覺,我坐下來,靜靜地看着她的身形,竟忘記了敏感症。

X    X    X

在悾愡的大學生活中,我曾暗自喜歡過RK和詠儀,多年後仍殘留一點印象的只有詠議。

她是個瘦得有點弱不勝衣,長髮披肩襯托着清秀頻容、眼睛柔情似水的女孩。

我如何留意起她來?

有一次我寫了一張大字報,貼在圖書館門前,路人急步經過,她是唯一停下來的讀者,耐心地把勞什子的內容讀完。

她又是我的同班,口學,有一陣子經常踫面,我們總能找到一些談話的內容把對方留下。

她是那種只來學校上課,下課便離去,從不參加課外活動,更遑論參與學生運動的同學,但她偶爾對凌亂張貼的大字報產生了一點興趣。

但她說:「我要讀,只因為認識你。」

雖是同班同學,我們卻像生活於兩個世界的人,起碼,她比我正常,不會躲在大學宿舍中自怨自艾。

我們沒有進一步發展,或許彼此在等待對方採取主動。

記得,最後一次見她,離別時,預感這是最後一次見中,她依依不捨地站着原地望着我,我卻快步離去,沒有特別原因,只是雙腳沒有停下來的意識。

愛情始終沒有來叩怯懦者的門。

在一年後的畢業典禮上,我站在人群中四處張望,始終找不到失書的海報外,我再沒有用個人名義發表過大字報。 

七、迴光

[舊生網絡──在八十年代以前,香港只有香港大學與中文大學兩家大學,其中又以港大歷史最為悠久,畢業生人數最多,在社會上影響力也最大。

大學畢業生常會形成複雜的人際關係網,因此有人說:進入大學除了是為了接受大學教育外,最彌足珍貴的加入畢業生的網絡。

若能善用,將終身受用。

我們未必人人皆如此功利,但大學校友、同學,始終一起成長的一群。] 

八○年漫長的暑假終於過去,秋天在港島西邊山坡上飄怱而至,但進入九月,天氣仍舊酷熱非常。

在明原堂的「屈蛇」生活結束了。

搬進入聖約翰學院(宿舍)前,其間,我在何東夫人紀念堂(港大唯一全女子宿舍)短住了一個星期,何故?

因為我擔任學生會迎新營的營長,管理入住何東夫人宿舍學生的活動。

擔任迎新營的營長,理論上,一方面要引導新生了解大學生活,另方面又要把「火紅年代」「放認關爭」(放眼世界、認識中國、關心社會、爭取權益)的學生運動精神薪火相傳下去。是政治工作。

那是我們這些「落莊幹事」必然承擔的義務──與剩餘價值。

儘管在主觀上我拒絕成長,但隨著日月星辰的移動,轉眼便成了大仙(Senior,即高班同學)。

位於薄扶林道上的何東夫人紀念堂,是典型的五、六十年代的西式校舍建築,窗明几淨,較明原堂開揚舒適,缺點是晚上蚊蚋較多,終夜嗡嗡價響。

何東夫人紀念堂於九十年代拆卸重建,不復舊貌。

我愛躺在寛敞柔軟的床舖上,看着窗外的樹木,迎著清晨的涼風搖曳生姿。

泛着青光的天空,教人浮生若夢。這樣的天色,使我想起最後放在玲的棺木上的那束小白花,當我還沒有看清楚是什麼花,想清楚是發生了什麼事時,便隨着棺木放進了火葬場的焚化爐,在熊熊大火中灰飛烟滅。

當迎新營營長的「好處」,就是毋須像新生保母般帶着新生四處跑,只須在幕後打點一切,負責的都是行政聯絡指揮工作,地位超然──當然這便可能喪失了認識新生的機會。

我不投入,我的拍檔女營長小翠同學,也同心不在焉,她是何東宿舍派來「應酬」學生會中央的代表而已。

我想大抵是以往迎新活動的太過政治化,諸如對大學教育的批判,與認識中國的部份,令人消化不良,叫在學運外圍,進入大學只為獲得學位的同學無法投入、認同。

儘管如此,迎新活動的節目仍要繼續。

九月,整個大學校園從沉睡中甦醒,結束了無政府狀態,進入一種嘉年華會氛圍之中。

七十年代以來,不同政治意識形態衝擊着當時進入港大的年輕人,在此起彼落的啦啦隊吶喊歡呼、舍堂口號、學生會會歌聲中,又夾雜着聲音逐漸暗啞,但仍慷慨激昂的政治口號。

然而,到了這一年,它像已走到所屬時代的尾聲,卻無奈地歸入「消亡中的文化」類別之中,這也正是所謂「大仙」的傷感與失落,教人失魂落魄。

新學年的開始,沒有把我的「孤獨病」治療好。

我愈來愈相信TS的話:「我們都是性壓抑的病人」。但我們能夠做的,只有繼續忍受。

每年十月底是學生會中央幹事會改選的時刻,這一屆發生了一件事,使消沉了兩三年的學生運動,似乎有中興迹象,參選的「仇家寶閣」,竟然獲得一千七百多票的高投票額。

而仇本人亦以一千六百票當選,是三、四年來最受歡迎的學生會會長。

事後,我們分析原因,否定學生運動中興的可能性,學生會選舉正逐漸跟消亡中的學生運動脫鉤,校園內再看不見不同派別的學生圈子。

仇家寶的高票率,只是因為他們懂得宣傳拉票與形象包裝,以投票論投票,這是一次成功的競選工程。

幾年後,我又發覺,那是一次迴光返照。

到了八十年代中期,要候選學生會幹事的同學,組織一個人數足夠的內閣參選,已愈來愈困難。

畢業後,這些學生組織的事務,再與我無關。

畢業後,偶爾我會去玲的墓前放下一束小白花。

L後來當了大學講師,S像是位精神科醫生,T則從政。

從此,沒有聽過任何詠儀的消息。至於其他提過的同學,則偶有往來。

十六年後的一天,一位周刊記者打電話給我,說警方懷疑一名男子跟多年前幾宗少女被殺或殺失踪案有關,該名男子最後落案控告謀殺,但沒有足夠證據顯示與玲的案件有關。

隨着歲月的推移,香港大學這個年青學生聚集的院落,跟當年已面目全非。 

八、人群外圍的靜少年

我寫了這幾篇──或許是十幾篇短篇,甚至是袖珍小說,但我不是小說家,只是嘗試按某張報紙,於某個出版的時空,以某種格式,去寫一些呢呢喃喃的小故事而已。

有時,甚至不是故事,只算是一些支離破碎的片段而已。

嚴格來說,每個故事都是從自身經驗出發,因此可以說:它們都是真實的故事,起碼,當中的感覺是真實的,儘管有時我不知道什麼是真實。

我相信人有許多面,一個軀體內包涵了不同性格的靈魂,因此,在不同時候,是內裡不同的我,在撰寫不同的故事。

支離破碎地、詭異莫名地,完成一篇又一篇文章。

從小,我便愛冷冷地觀察,站在人群的一旁,在暗處,在沒有人留意的角落,去看人群的動靜。

我是在一個建築在山邊的公共屋鄒長大,最愛站在山坡上,觀看浮雲盪過頭頂上蔚藍的天空。

無聊的時光,最後都會隠沒在少年成長的地平線上。

當年,我懷疑自己曾否快樂過,但沒有答案。

不合群,少年如此,長大了,亦如是。不過,在熱鬧的人群處,我並不孤單,因為在人群外圍,總會站了幾個像我一樣離群的觀察者。

在人群外圍,又總是寧靜的,因為沒有人發出聲音。我們互不瞅睬,各不相干。

大家只是冷冷地站着,瞪眼望着人群。

在香港大學三年的學生生活,便是以這種方式度過。我參加過當年的學生運動,最初,我還是中學生,有「毛派」傾向,書包中放了《毛語錄》。

我想,如果在內地出生,我一定是個文革小紅兵。

當然,如果我在內地出生,我又未必會這樣想。

只是一廂情願。

真正的街頭抗爭活動,由金禧事件開始,後來又當過學生官僚與學生報紙編輯。

然而,那是學生運動的最後歲月。

三年的大學生活,骨子裡暗藏苦悶,校園是個墮落的世界,但周遭同學都自視為精英、天子門生,未來社會的主人翁,那不過是一種好玩的角色扮演,只是為生存活着找尋某種良好的自我感覺。

你可以說,我聰明,博聞強記,但欠缺了人生目標,不講求實際,輾轉至今,仍沒有多大改變。

這十五年來,我做過許多事,去過很多地方,然而十五年前沒有解開的心結,今天仍然紋風不動。寫作這個故事,才發覺,十五年前那個只愛冷眼旁觀的少年,原來還未成長,就站在我背後,瞪眼望着我。

成長是幻象,孤獨是幻象,革命也是幻象,其實一切事情都沒有生過。

(《明報•小說》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三日至十九日初稿,二○○八年第二稿)